日前，广东省政协九届十七次常委会议在广州闭幕，会议增补了76名新省政协委员，包括省委副书记蔡东士，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厅长梁国聚，等等。最最吸引眼球并引起轰动的是——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吴小莉名列其中。

　　在这次政协会议上，以政协委员身份参加“两会”的香港影星、主持人曾志伟也在提案中积极为广州亚运“支招”，他提出广州应该尽快拍摄亚运宣传片，把握2008北京奥运契机，并表示，如果拍摄宣传片需要他，他会积极参与。

　　吴小莉、曾志伟所代言的新的社会阶层已经以越来越鲜明的面孔参政议政。

　　综述

　　新阶层崛起

　　1997年，作家梁晓声推出一本名为《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的书，敏感地捕捉住了当时中国社会结构开始裂变的些微迹象。

　　2001年，人们终于不得不给这个渐渐浮出水面的群体寻求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分，“新的社会阶层”见诸媒体，正像这个词组所表现出的松散特征一样，他们在当时远没有今天这样集中而锐利。

　　2003年，仅仅两年时间，新社会阶层已经取得了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双重认证，在中国这部高速运转的巨型机器上扮演着类似于“传送轴”的角色。

　　他们从各个角度带着自己的声音和动作切入社会生活，从最初的寂寂无名游走边缘，到今天略显张扬的姿态，新阶层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凸现期”。

　　2006年，新阶层的面孔越来越清晰，政治话语权明显加强，这似乎预示着他们已毫不犹疑地踏上了通往中坚之途。

　　我们近期将推出关注“两会”系列报道，敬请关注。新阶层也是“改革孵化的蛋”

　　“什么新社会阶层，无非就是消失了一段时间的资本家又回来了”，“什么新社会阶层，直说就是私营经济阶层。为什么总是发明一些莫名其妙的新词语？”当新阶层这个陌生面孔出现时，许多人发出这样的惊呼。

　　其实“新社会阶层”不仅指“所谓资本家”，也不只包括小本谋生的个体经营者，还包括外企和民企的“白领”，还包括王朔、余华这些无“单位”的自由职业者，它更像一个“大筐”，装下了除去传统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外一切从业者。

　　时评家鄢烈山在评估社会新阶层的价值时，更多的是看到了它在横向上的继承性，“一般地说，一个概念所指的对象外延越广泛越复杂，它的内涵就越难界定和概括。但是，这就像我们单位来了一个‘新同事’，不论你对他的了解深浅，能否说得清，他的‘新’来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客观存在。”对于整个理论界来说，这个“新同事”的出现表现的是一种历史的间断继承，称之为“新”只是为了界定的方便，从它的历史渊源来看，不仅不新而且简直可以称之为“旧”。

　　鄢烈山说，说它旧，是因为这些职业在“旧社会”早就有了，不过他们可能叫“买办”、“拿摩温”、“西崽”、“小业主”等等。经过了上世纪50年代的“三大改造”，他们并不情愿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那些看着自家工厂烟囱引以为豪的日子烟云而逝，从高处摔落的伤痛隐藏在岁月深处。

　　历史就这样，一个轮回跟着一个轮回，改革开放伊始，他们敏锐地感到了“召唤”，于是怀着小心翼翼的谨慎和野心，在受到严格规定的有限区域“破土而生”，那时他们共同的名字叫“个体”和“投机者”。这种包含了屈辱意味的称呼反映出时下社会对他们的侧目而视，也逼迫他们要用自身的成长尽快洗刷这不名誉的烙印。

　　1992年应该是一个临界点，在那个被冠之于“春天的时代”，万物都被催发了生长的欲望，“个体”终于迎来了他们的从丑小鸭向白天鹅的华丽转身，白天鹅之后当然是苍鹰，也只有这个时候他们才显得羽翼鲜艳，咄咄逼人，开始顾盼自雄。全民经商，举国一片“下海声”，空前壮大了这个尚未出列的“未名者”，有专家形容那时为“新阶层的聚合期”，这个时期他们在经济领域以一种疯狂的态势，攻城拔寨，但整体面目尚不清晰。

　　中国选择了现代化，就等于在社会文本中为新阶层的诞生预留了一个空间，而且随后发生的事实证明这个空间是非常广阔的，还具有一定的生长性或者拓展延伸可能。

　　理论家徐益会和王永凤在《对现阶段我国社会新阶层的政治透析》中说，“广义上讲，现代化是以工业化为推动力，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全面的相应变化。在整体经济社会由传统到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最本质、最主要的变化是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的转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个社会现代化的本质内容就是社会阶层结构的转型。”

　　按照社会学家的说法，这一变化的具体表现是以户籍、出身、文凭、地域等等的“先赋因素”为依据的“身份分层”的地位开始弱化、下降，以拥有财富、技术、知识等“后赋因素”为主的“经济分层”地位上升。一降一升之间，新的社会阶层开始出现。

　　200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新的社会阶层”的提法第一次出现在如此重大的政治场合。有研究者指出，“新的社会阶层”是“三个代表”的顺延产品，是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几年下的“份量最重的一个蛋”。

　　2003年，《求是》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新的社会阶层在我国崛起》的文章，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广泛走进了公众的视野。而此前他们的称谓一般是“非公有制经济”，这种称谓的变化除了包含丰富的政治意蕴外，也显示了它自身的“增容”，这时新阶层的内涵基本固定下来：主体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又被官方细化为6个领域的人士。至此，中国社会存在了半个多世纪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构成方式，在消解和聚合后产生了一个全新的阶层——“新阶层”。

　　而有的专家对新阶层的提法表示质疑，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指出，新社会阶层这一概念并不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更多的是一个政治概念，“是作为统战对象的‘新社会阶层’，而不是一般理论意义上的。”新社会阶层不同于传统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分类，其身份角色常存在相互交叉重叠现象。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陈光金的研究则表明，新社会阶层远没有形成整体意义上的共同阶层意识，政治上的追求也缺乏系统。“他们只是在主观和客观上被逐渐建构起来，某些问题的认识上倾向性非常明显，还不是作为一个阶层的集体意识出现。”

　　尽管如此，即使在理论概念还有待厘清的情况下，这个群体的存在已是不争的客观事实。在逐步确定了自身的经济地位后，他们也开始寻找自己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位置。

　　新阶层的几个“标签”

　　据来自官方的数据显示，中国新阶层以及从业人员人数已超过1.5亿人，约占总人口的11.5%，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直接或间接地贡献着全国近1／3的税收，以浙江、江苏这类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比较集中和活跃的地区为例，民营企业上缴的税收已经超过或接近全省的一半。不难看出，新阶层的第一个标签毫无疑问应该是“财富”。

　　在任何一个社会，财富都是“硬通货”。

　　新阶层的兴起从起点出发就具有强烈的指向性，那就是财富。当然，积极的声音认为新阶层的大多数都是经由合法途径成长起来的。

　　其实，在理论家们看来，新阶层拥有的财富和冒险主义并不足称道，真正让人折服的还是他们拥有了无形但有力的“才智”。新阶层的血液中流淌着智慧的河流，他们有的生于草莽之间，却被生活的苦难打磨出了超常的忍耐力和判断力，有的从知识分子嬗变而来，先天具有国际型的眼光和纵横捭阖的胆识，有的从官场中来，深谙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操盘经济的技术要领，可以说新阶层汇聚了中国式的最高级智慧。

　　毋庸置疑，才智这个“标签”让他们富有杀伤力。

　　新社会阶层通过自主创业，广泛吸纳社会劳动力，拓宽了就业渠道，有效地缓解了中国面临的人口与就业的巨大压力。中共中央统战部一份报告显示，近10年来，个体、私营企业平均每年新增就业岗位近600万个，约占同期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的3／4。在中国7亿多就业者中，非公有制经济吸纳的就业量含农业劳动力就占到90%以上；如果不含农业劳动力，吸纳的就业量为1.9亿人，占全社会就业总量的26%。从中可以看出，新阶层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之大之广，而且这种影响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进一步增大。

　　正因有以上各种因素作为前导，他们的政治诉求才有了现实的依托。

　　从来政治都是经济的“诉说”。新阶层对政治的追逐，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青连斌是这样看待的，“新的社会阶层的主要利益诉求可归纳为五点：一是希望党和政府为非公经济发展创造更加稳定的政策和法律环境；二是希望降低产业准入门坎，民营经济也能进入到诸如基础建设、物流和股份银行等只向国企和外资开放的领域；三是希望享受和国企同等的政策支持和资源配置，如获得银行信贷等；四是希望政府转变职能，建立服务型政府；五是希望通过各种渠道如参加政协、人大等更多地参政议政，传达自己的呼声。”

　　新阶层以一种空前的热情向政治靠拢，纷纷跻身各级人大政协，将其作为表达自己“政治愿景”的舞台。

　　新阶层进入政治领域的通道，既有张瑞敏们经由财富转而政治的，也有吴敬琏们经由知识转而政治的，还有巩俐们经由影响力和吴小莉们经由话语权进入政治的，多元化的进入方式为新阶层走向政治，提供了诸多可能。

　　理论界对此给与积极评价，认为这是社会向公平公正迈出的一大步，更有党内声音说，这是开明政治的催生品。

　　来自山东省人大和政协的资料显示，以新阶层身份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也呈上升趋势，而且山东省社会新阶层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也于去年成立，他们在当地政治氛围内的影响力渐渐增强。

　　政治的声音是新阶层的渴求，但绝不是他们的终极目的。有评价家指出，新阶层参政议政的水平应该值得信任，但他们目前还处于一个成长时期，并没有明确集中的政治诉求，不过这种状态会随着他们的成熟有所改变，归根结底，他们还会回到自身和社会的和谐共进上来。

　　新阶层的坍塌和隆起

　　“没有巨大的利润支持，无法建设品牌，因此房产品牌就应该是具有暴利的。”当身为北京市政协委员的大嘴任志强抛出诸如此类的“房产理论”后，许多网友对任志强曾经的人大代表和现在的政协委员身份表示了怀疑。舆论普遍认为以他这样的政治背景，这样口无遮拦，这样赤裸裸地寻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依据，当然有理由引起人们对他的非议。新阶层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无可厚非，而且对财富的追逐也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所，但这就必然会导致他们和其他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

　　平衡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天平，应该由政府之手执行，另一方面新阶层也要从内部产生自律意识，不要以“财富和精神双料贵族”的姿态发出声音，这很容易引起公众的反感，而最后影响该阶层的健康成长。

　　同时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新阶层在成长过程中也在经历着不断的坍塌。

　　理论界对新阶层始终存在一种坍塌隐忧。

　　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的相关研究表明，国内中小企业数量近年来不断减少，这一点也得到了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副会长焦兴旺的确认，减少的原因，既有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原因，也有制度性因素。而后者，则往往更让人注意。

　　焦兴旺说，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起，在财富集聚的大趋势下，大企业靠规模继续得到高收益，而且还可以通过手中掌握的经济资源赎买公权，从而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改革的‘权力路径依赖’下，各种各样以行政权力为背景的垄断不断变本加厉，这实际上也极大影响了中小企业的发展。”

　　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整个社会结构还没形成橄榄形就已经在呈现M型了，本来很弱的中间阶层在往下塌陷。

　　但也有专家指出，大可不必杞人忧天，新阶层相对农民、工人、知识分子而言还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这个分化聚合的过程可能要持续很长时间，在中国目前的社会生态下，应该重点考虑的是如何促进新阶层的完善。

　　时评家鄢烈山给出的药方是——“培养‘新社会阶层代表’也要靠‘两手’”，尽管他特指的是“代表”，但也适合于新阶层的这个集合体，具体说就是新社会阶层人士代表的培养和产生，不仅要靠执政党具体的就是统战部门用“看得见的手”来做，还要靠新社会阶层自发地产生。前者相当于计划调控，后者相当于市场的自我组织，由看不见的手来操作。

　　大多数理论界人士对新阶层的发展保持了信心，“它的隆起是经济和政治双重作用的结果，成为社会中坚力量则是中国社会在既定规划中运行的必然，也是它回馈社会应该承担的法理与情理责任。”(本刊记者 赵方新)

　　人物

　　吴小莉：代言新阶层

　　作为优秀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吴小莉这些年来一直活跃在公众的视野，她居住香港14年，此次则是以香港居民的身份当选为广东省政协委员。行业内的出色表现，广泛的社会声誉和社会影响力让她成为新阶层的杰出代言。

　　在当选为广东省政协委员后，台湾当局相关部门则称，身为台湾居民的吴小莉倘若想以“香港居民”申请入台证，因她具有政协委员的身份，将不会核准，引起争议。

　　吴小莉何以代言新阶层，她担任政协委员后又会为她所代表的群体发出怎样的诉求呢？

　　行业内出色表现，让吴小莉在两岸三地，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所谓时事造英雄，时代造就了吴小莉的“传奇”。做为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吴小莉的知名度，也是因为搭乘政治快车而陡然提高的。

　　1998年，那一次的“点名”让吴小莉迅速地在大陆“走红”，即便现在采访两会新闻，在人民大会堂依然有很多民众要求与她合照。

　　那是1998年3月，时任中国总理朱镕基的记者招待会上：吴小莉举了几次手，负责“点将”的新闻组主持人王启人，却始终没点上她；直到答完第四个问题，朱镕基突然说：“你们照顾一下凤凰电视台的吴小莉好不好，我非常喜欢看她的节目。”朱镕基话音未落，全场就发出了笑声，因为，人们想不到新任国务院总理，也喜欢看吴小莉的节目，并且当面“点名”。当时，全国有亿万观众都在收看新任总理的新闻发布会，至此，吴小莉一路窜红，不仅成为凤凰卫视的当家花旦，更在内地打出非凡的知名度。此后，无论她出现在哪里，都会成为焦点，在她采访别人的时候，经常会出现反被采访的有趣局面。

　　每年的人大和政协会议，只要她在会场里出现，就马上被签名和拍照的人群“围困”，其中有工作人员和记者，甚至还有参加两会的代表，一位参加会议的省长曾对她说：“小莉，在这里你可比我名气大！”

　　此后的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日本，朱镕基总理访问欧洲，以及马来西亚APEC会议，吴小莉都做了非常出色的随行采访。

　　尤其是在跟随时任江泽民主席访日时，吴小莉和所有的媒体朋友在日本海固岛等候江泽民主席出来。因为吴小莉嗓门大，所以站的比较远而且提问时基本上不用麦克风。当主席来的时候，旁边的朋友就说：“小莉大声一些，主席能听到你。”于是，吴小莉就拼命叫“主席，主席”，果然，主席先听到声音，就找到声音的来源，然后缓步走到吴小莉跟前。吴小莉乘机发问，问题一个接一个。

　　还有一次是香港回归，采访新当选的香港特首董建华时，现场都是以广东话一问一答。而吴小莉的广东话不是很好，而且她认为凤凰台的许多观众尤其是大陆的观众听不懂广东话的。所以，她必须用普通话提问才能让观众听懂，但事先大家都说的是广东话。吴小莉正在琢磨时，董建华说“最后两个问题”，吴小莉心中一急，第一个用普通话大嗓门开始提问，在赢得了董建华的同意后，董建华也以普通话回答。

　　或许这是惟一的一个用普通话发问的问题，也只有这个问题的提问和回答，大陆观众才能听得懂的缘故，当晚这个提问也成为中国中央电视台惟一采用和转播的提问，吴小莉的面孔再次伴随着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家喻户晓。

　　吴小莉加入广东省政协后，必然会对社会文化改革提出一系列建议，为她所代言的文化界发出吁求。

　　吴小莉的新阶层背景

　　新阶层中的绝大多数人，在成为政协委员或者人大代表之前，都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绩。与此同时，他们有着相对完整的教育背景，专业多元，高学历已是一种普遍现象。吴小莉就是其中之一。

　　吴小莉，毕业于台湾辅仁大学大众传播学系，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记者、主播、主持人、执行制作人、财经节目经理、咨讯台副台长，一路走过，经历丰富。但她仍说：“新闻是我的最爱。”

　　1988-1993年，她一直在台湾中华电视公司任主播、记者，顺风顺水。1993年当时的香港卫视中文台向吴小莉发出了邀请。那时候，人才横向流动是鲜事，许多人对于吴小莉最终接受卫视中文台邀请，离开台湾，进入香港而感到不可思议。但恰恰是这样的决断，奠定了她今后事业的发展基础。随后几年，媒体之间横向流动人才加剧，吴小莉也成为台湾加盟香港卫视中文台的最早的一个。

　　随后几年，香港卫视中文台不断发展，后扩并为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在创建初期，凤凰卫视开始“造星”活动，通过制造一批凤凰台“明星”来宣传推广凤凰卫视，吴小莉也成为了这项“造星”运动的受益者，她与杨澜、窦文涛、方保罗一同成为当时的“四大名嘴”。

　　那个时候她说：“当我站在三峡边上，眺望辽阔的江面，我发现原来中国人的地盘是这么大！我的节目不是可以给更多的华人看到吗？在台湾，我是可以舒舒服服，风风光光地这样一直下去，但那样就变成一种简单的重复。去没有去过的地方，见没有见过的人，尝试没有做过的事，是我性格中一种强烈的本能。”

　　其实，吴小莉一直是一个善于抓住机遇，并时刻准备迎接挑战的人。在当年辅仁大学毕业应聘台湾中华电视公司时，面对600多人的竞争，她毫无怯懦，最终脱颖而出，成为中华电视公司的记者，后来又接受挑战从记者走向主持人，不久，又接受财经经理行政岗位的考验。

　　1996年8月，吴小莉再次抓住机遇，接受了从财经节目经理调任台湾制作部经理，成为卫视中文台在台湾地区节目最高负责人，并由一个单纯的事务性的记者、主持人，转向一个带有行政性的负责人。从媒体人到管理人的角色转变，是她职业生涯中收获较多的一次挑战，这使她跳脱了单纯的主持人地位而退居第二线，以媒体的宏观角度去观察和审视她所置身的媒体。

　　吴小莉何以代言新阶层

　　“大事发生的时候我还在！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我！”吴小莉在过去十年间走访了世界各地领袖名人，见证了两岸三地每一个重大历史时刻，其个人主播风格与水平在亚太地区享有盛名，其出色表现曾获多国领导人高度赞扬。

　　1999年，亚洲权威英文杂志《AsiaWeek》选出50位对21世纪中国发展具影响力人物，吴小莉榜上有名，这次评选是从中国13亿人口当中选出对中国下世纪发展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入选者包括中国政经、商界及文化演艺界的重要人物。次年，吴小莉获选为“环球20位最具影响力世纪女性之一”，是当时惟一获选的华人新闻从业人士。之后，她不断获得了“新青年十大新锐”、“最具职业精神的新锐人物”、“香港成功女性”、“世界华裔妇女论坛主讲人”、“爱心大使”、“中华青春偶像”等一系列的头衔和称号。

　　她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也成为加入广东省政协，代言社会新阶层的一个基础。

　　2001年，吴小莉的身份发生了变化，她不再仅仅是主持人，而是逐步进入了管理层，成为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副台长，“有人说凤凰卫视资讯台想做中国的CNN，其实我们想做的是中国的CNN和CNBC。”这是她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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